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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月，“入園難”已成熱點問題。據說有一９６歲老人，在北京昌平某公立幼兒園，為重孫子排隊報名，隊伍中還能見到竹椅、帳篷、行軍床等守夜用具。
在７月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，溫家寶總理要求，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“入園難”問題。
隨后，北京教委宣布，未來３年，將投入１５億元，新建公辦幼兒園將達１１８所。
但是，這只是一個需求與供給的簡單問題嗎？在“入園難”背后，公眾提出更高層次的疑問。
這些疑問包括，為什么財政投入只集中在少數幾家公辦園？為什么最好的公辦園里都是“條子生”？為什么優質教育資源向權貴傾斜？
還有，當北京非戶籍人口的新生兒已超過戶籍人口時，有關部門為何不將其納入學前教育規劃？為何有關部門要求刪去調研報告中流動兒童的學前教育部分？
還有，既然我國一直將學前教育定義為公益性，那么為何無論是擁有財政資源的公辦園，還是自負盈虧的民辦園，都要求家長交付“昂貴”的捐資助學費（即贊助費）。
有專家接受采訪時表示，“入園難”背后體現更多的是社會不公和托幼公益性的喪失。
如果再循著時間之流，向上追溯，或許能看清問題的全貌。
１９７９年，我國托幼機構均由財政支持。進入上世紀９０年代，隨著國企改制，企業園、街道園、公辦園也紛紛改制成民辦園，并大量消失。財政則開始向少數公辦園傾斜。也正是在這市場化改革的道路上，托幼的公益性在漸行漸遠。
而縱觀國際，自上世紀８０年代以來，美日法德等發達國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，就是將學前教育逐步納入義務教育體系，國家財政以各種形式予以支持。
采訪中，有民辦園園長對記者說，在托幼方面，民間資金已為國家做了很大貢獻，如今國富民強之際，是該讓幼兒園回歸公益性了。
本報記者采訪各類幼兒園園長、專家學者，從今日起推出系列報道，力圖展示“托幼”公益性如何漸失；以及如何在硬件投入、教育用地、師資資源，出現資源分配不公；農民工子女入托如何被忽略；并介紹國外幼教模式以作他山之石。
在發稿前的７月２１日，新華社消息稱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延東近日考察北京等地的幼兒園，并強調，人生百年，立于幼學。學前教育是重要的社會公益事業。
這或許是“入園難”破題之根本。
嬰兒潮加重“入園難”
托幼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使得國家財政只向少數公辦園傾斜，有專家表示入園難背后是教育不公平的體現，應用制度保證托幼的公益性
范佩芬，崇文第三幼兒園的園長，對她來說，忍受焦慮和委屈，幾乎成了她的工作常態。
如今，她害怕接電話，有太多領導、親戚和熟人找她，軟磨硬泡：讓我的孩子入園吧。她每次總要解釋得口干舌燥，卻很難落下一句好。
太多的人覺得她“不夠意思”，甚至還有個家長在電話里罵她，“說些不三不四的話”。
“我只能說對不起。”范佩芬說，對方聽了也感覺不好意思，回她道，“你別給我說對不起，這只能是政府動腦筋解決的問題。”
在北京，這個問題已經家喻戶曉，那就是入園難。
如果你沒有足夠硬的關系，也沒有足夠多的錢，那么提前一年物色一家幼兒園，并給孩子報名。
也不是所有幼兒園都能接受提前報名。那就需要父母時時留心幼兒園的“風吹草動”，一旦舉行咨詢日，就須擠在園門口，排上三五天甚至更長時間的隊，以求范佩芬這樣的園長“行行好”，收下你的孩子。
但很顯然，范佩芬和她的同行們并不是不想“行好”，而是現實過于殘酷。
據資料顯示，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９年，北京市的新生兒有４１．５７５萬人。他們將從２０１０年開始陸續地進入幼兒園。
而從２００９年北京市合法幼兒園的在園人數來看，北京能提供的幼兒園學位數約為２４．８萬人。
這意味著，北京的幼兒園學位缺口，約為１７萬名。
被“忽略”的生育高峰
北京新生兒中非戶籍人口占５４％，已超戶籍人口；專家稱政府應將其納入學前教育規劃
北京正在經歷一場“幼兒”人口高峰。
統計資料顯示，２００７年北京市住院分娩量達到１６．１萬人，比２００６年增長２５％，創下２０年來的最高紀錄。
人們簡單地把２００７年的生育高峰解釋為，父母們想在豬年生個“金豬寶寶”，隨后又把２００８年的生育高峰理解為“奧運寶寶”。
崇文三幼園長范佩芬認為，那樣的理解過于簡單。
她說，其實人口增長是有規律可循，我國大約每隔２５年會有一次增長高峰。上個增長高峰是在上世紀８０年代，當時也出現了“入托難”。
著名學前教育專家、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燕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，我國在上世紀６０年代中期也曾出現了“入托難”的問題。
一位被家長纏得心煩意亂的公辦幼兒園園長，接受采訪時說，政府在學前教育規劃方面應密切注意中國的人口增長規律。
今年５月，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課題組做了一份調查研究———關于海淀區學前教育的供給與需求。他們發現海淀從２００４年起就已進入人口增長的快速通道。
２００４年，海淀戶籍新生兒為９９５６人，而前一年的新生兒人數只有５８５８人，增長了近１倍。隨后幾年，新生兒數量一直在大幅增加。到２００８年，新生兒為１７５５８人，自然增長率達到千分之８．３。
一位參與調研的專家說，這說明生育高峰完全有跡可循。同時他還指出，有關部門對北京外來人口的生育高峰重視不夠。
如今，越來越多的外地人來北京發展經濟。截至２００８年底，海淀區流動人口與戶籍人口的比例已經達到３∶４。
而他們中的很多人需要在北京生兒育女。統計顯示，北京市新生兒中，非戶籍人口占５４％，已超過戶籍人口所占的４６％。
“北京學前教育發展的總體規劃”這樣解釋：現有的學前教育資源原則上是可以滿足戶籍出生人口的入園需求。但是，隨著首都經濟的快速發展，外來人口不斷流入而且難以預測，使本來就有限的學前教育資源出現短缺。
目前，各部門對外來人口的統計口徑各不相同，客觀上對制定科學合理的學前教育發展規劃造成了一定困難，現有幼兒園學位無法滿足所有在京兒童的入園需求。在北京，朝陽、海淀、豐臺、昌平、順義、大興、通州等區的壓力特別突出。
但也有事實表明，北京有些地方在規劃學前教育時，并未將外來人口子女納入計劃。
幾個月前，北京某專家曾對北京某區的學前教育進行調研。但報告遞上去后，該區有關部門要求，課題組將報告中關于流動兒童的學前教育部分刪去。
該專家說，“這說明政府還不重視北京的外來人口學前教育。”
匆忙“社會化”，幼兒園銳減
因企業改制，很多“企業園”被推向社會并消失，１９９２年—２００２年，全國幼兒園銳減３５．３％
金曉銘是松榆東里幼兒園的執行園長，她發現幼兒園是越來越擠。“來個新學生，我們就喊大家＂擠個地兒＂。到了２００３年，我們發現實在擠不下了。”
當北京的出生人口因為各種因素在直線飆升時，幼兒園的數量則在一路減少。
公開數據顯示，１９９０年，北京市共有托兒所和幼兒園４７９３所，到了２００９年只剩下１２６６所。
不只是在北京，全國幼兒園數量都在減少。１９９２年全國有幼兒園１７．２５萬所，到２００２年只剩下１１．１８萬所，銳減３５．３％。
對我國幼兒園數量產生直接影響的是在１９９５年，當時七部委發布《關于企業辦幼兒園的若干意見》，提出“鼓勵企業幼兒園向社會開放……推進幼兒教育逐步走向社會化。”
在此前，我國的幼兒園均為公有幼兒園，主要由教育部門辦園和其他部門辦園。
所謂的其他部門，即指機關、事業單位、部隊、廠礦、學校和國有企業等。而此后，國有企業的幼兒園開始和企業剝離。
據金曉銘回憶，伴隨著國企改制等大趨勢，２０００年前后，北京大批撤并幼兒園。那一年，金曉銘所在的北京內燃機幼兒園脫離原單位，金被買斷工齡，繼續在園內干。
而其他附近的幼兒園，則大多不復存在。
“當時把房子租出去搞商業，比開園賺錢，也是不少幼兒園停辦的原因。”崇文三幼園長范佩芬說。
雖然在１９９７年，國家又出臺文件，規定“在社會服務體系尚不配套的地區，主辦單位不能將幼兒園一步推向社會。”
但由中央教科所的中國學前教育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，調研發現，由于企事業單位自身改革的負擔，多數企事業單位無論條件是否成熟，就把幼兒園推向社會。
最后導致大批幼兒園因經營不善等原因而紛紛關閉。
“市場化”讓公益性消失
２００３年幼兒教育改革提出以社會力量辦園為主，財政傾斜于少數公辦園，許多幼兒享受不到國家福利
當國企改制在日益深入，中國的學前教育也朝著市場化的方向一路前行。
１９９７年國務院頒布的《社會力量辦學條例》和２００３年實施的“民辦教育促進法”，都隱約描繪出幼兒園今后的市場化發展軌跡。
而與此同時，國際上美日法德等國家的學前教育正朝著另一方向發展。他們將學前教育作為整個教育的基礎，逐步納入義務教育和終身教育體系。
中國學前教育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在相關著作中表示，國際上，……每一種幼兒園，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，每一種學前教育形式，無論是正規還是非正規，都能得到國家和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財政性投入，每個進入學前教育體系的兒童都能得到政府完全的或部分的資助。
中國的學前教育的發展方向則正好相反。
２００３年，十部委聯合下發《關于幼兒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指導意見》。“意見”指出，要“以公辦園為骨干和示范，以社會力量興辦為主體”。
北京一位學前教育專家解釋說，其實這就意味，有限的財政性教育經費只投向部分公辦園，而大部分幼兒園要靠民間資金來投入。
中國學前教育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有數據顯示，２００３年以來……占全國幼兒園總數７０％以上的非公辦園，基本上得不到國家和地方財政支持。從非公辦園在園人數推算，至少有將近４０％的幼兒享受不到國家的這種社會福利。
“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學前教育的不公平性。”課題組專家在調研報告中這樣寫，在１９８９年之前，我國的學前教育主要由中央和地方的投入為主。之后，財政投入開始向公辦園傾斜，覆蓋面且日益減少。
數據顯示，２００８年北京只有１４５所公辦園可以享受財政投入。這意味著至少有百余所公辦園無法享受財政投入。
中央某部門幼兒園的負責人稱，他們園的經費沒有問題，來源不便透露。據知情者介紹，一些“優質園”收費“只是象征性的”，頗為低廉，接受的多是“條子生”、部門領導的子女。
北師大教授張燕發現，資源配置的不平等，源于政治地位的差別。“越是有權力的部門，他們的幼兒園也就越有錢、越好。”
學前教育課題組一位專家表示，我國所有相關政策都明確“公益性是學前教育的基本特性”。但從現實來看這“公益性”正在消失。
靠政府還是靠市場？
上海教委副主任尹后慶曾表示公益性是解決入園難的根本，并需要用制度加以保證，而非簡單的加大投入
雖然學前教育要“以社會力量興辦為主體”，但現實情況是，民辦幼兒園的發展不容樂觀。
育強幼兒園的董事長李大軍如今有些后悔，將資金投在托幼領域。高門檻、難獲財政性支持、待遇不公平等問題深深困擾著他。
他說，辦幼兒園雖然可免營業稅，但必須租用教委的教育設施，每年須交４６萬國有資產占有費。
“而且產權歸屬不清晰，”李大軍說，這也使得他不敢在現有基礎上追加投資。
很多民辦園園長反映，因待遇不公，民辦園發展不快。目前，北京合法注冊的１２５３所幼兒園中，只有４０９所為民辦幼兒園。
而北京所有的合法注冊幼兒園都無法滿足龐大的托幼市場，尤其是在城鄉接合部，還有大批農民工子女需要入園。
于是北京出現大量未注冊的黑幼兒園，截至２００９年數量達１２９９家，已超過合法的幼兒園。它們大多分布在城郊，租用村民簡陋的院樓。
政府面對它，陷入兩難境地。輕率的關閉，將致使大量農民工子女無處入園；完全不整治，不規范運作又暗藏著許多安全隱患。
張燕認為，對黑園既不能關也不能不管，而應予以扶持，幫助其合乎規范。
今年，北京市政府和教育部門決定投入６０００萬元改擴建３０所幼兒園，增加學位近２萬。
但面臨１７萬個學位缺口，這些投入顯得杯水車薪。
北京學前教育網的在線調查顯示，超過９２％家長贊同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。
而張燕認為，學前教育完全由國家買單，在短時間內無法實現。“因為義務教育的欠賬還沒還完。”
張燕建議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時，應向西方學習，扶植非正規教育在幼教中的作用，并表示，如果政府還是漠視外來人口的教育公平，就不可能解決“入托難”。”
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慶接受采訪時也曾表示這樣的觀點：公益性是解決入園難的根本。
他認為，發展學前教育是家庭和社會的共同要求，應將其納入政府的公共服務體系。能力強的地方政府可以舉辦更多的公辦幼兒園，能力稍弱的地方政府，可以通過鼓勵民間辦幼兒園，政府給予不同水平的補償。
有專家表示，這就需要政府用政策制度和體制設計，來確立學前教育的公益性、公平性與非競爭性。而不是簡單的加大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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嬰兒潮加重“入園難”解決之道靠政府還是靠市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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